发布日期：2024-01-20
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；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诸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。是谓大同。
儒家政治对象在“天下”。然其于天下不言治而言平，又曰:“天下国家可均。”平也，均也，皆正之结果也。何以正之？道在絜矩。矩者以我为标准，絜者以我量彼。荀子曰：圣人者以己度者也，故以人度人，以情度情，以类度类。(《非相》）故絜矩者，即所谓能近取譬也，即所谓同类意识之表现也。
第一，所谓絜矩者，纯以平等对待的关系而始成立，故政治决无片面的权利义务。
第二，所谓絜矩者，须人人共絜此矩，各絜此矩，故政治乃天下人之政治，非一人之政治。
絜矩之道，专就消极的“恕”而言，即荀子所谓“除怨而无妨害人”也。欲社会能为健全的结合，最少非相互间各承认此矩之神圣焉不可。然“矩”之作用，不以此为止，更须进而为积极的发动，夫然后谓之“仁”。孟子曰：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。人皆有所不忍，达之于其所忍，仁也。
人类莫不有同类意识，然此“意识圈“以吾身为中心点，随其环距之近远以为强弱浓淡。故爱类观念，必先发生于其所最亲习，吾家族则爱之，非吾家族则不爱；同国之人则不忍，异国人则忍焉。由所爱以“及其所不爱”,由所不忍以“达于其所忍”，是谓同类意识之扩大。孟子曰:“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”推者何？扩大之谓也。然则所以推之道奈何？彼之言曰：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，天下可运诸掌。《诗》云:“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”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“举斯心加诸彼”，即“能近取譬”、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…”，即“欲立立人，欲达达人”。循此途径使同类意识圈日扩日大，此则所谓“仁之方”也。
明乎此义，则知儒家之政治思想，与今世欧美最流行之数种思想，乃全异其出发点。彼辈奖励人情之析类而相，吾侪利导人性之合类而相亲。彼辈所谓国家主义者，以极褊狭的爱国心为神圣，异国则视为异类，虽竭吾力以蹙之于死亡，无所谓“不忍”者存，结果则麋烂其民而战以为光荣，正孟子所谓“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”也。彼中所谓资本阶级者，以不能絜矩，故恒以己所不欲者施诸劳工，其罪诚无可恕，然左袒之人如马克思主义者流，则亦日日鼓吹以己所不欲还施诸彼而已。《诗》曰:“人之无良,相怨一方。”以此为教，而谓可以改革社会使之向上，吾未之闻。
孟子曰：离则不祥莫大焉。(《离娄上》)
荀子曰：彼将厉厉焉，日日相离嫉也；我今将顿顿焉,日日相亲爱也。(《王制》)
以吾侪诵法孔子之中国人观之，所谓社会道德者，最少亦当以不相离嫉为原则。同类意识，只有日求扩大，而断不容奖厉此意识之隔断及缩小以为吉祥善事。是故所谓“国民意识”、“阶级意识”者，在吾侪脑中殊不明了，或竟可谓始终未尝存在。
“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诸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”，此专就社会组织中关于经济条件者而言。货恶弃地，则凡可以增加生产者皆所奖厉，然不必藏诸己，则资本私有甚非所重，不惟不肯掠取剩余价值而已。力恶不出，故常认劳作为神圣，然不必为己，不以物质享乐目的渎此神圣也。此其义蕴，与今世社会主义家艳称之“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”两格言正相函，但其背影中别有一种极温柔敦厚之人生观在，有一种“无所谓而为”的精神在，与所谓“唯物史论”者流乃适得其反也。儒家之理想的政治，则欲人人将其同类意识扩充到极量，以完成所谓“仁”的世界。
儒家悬此以为政治最高理想之鹄，明知其不能骤几也，而务向此鹄以进行。故孔子自言曰:“丘未之逮也，而有焉。”(《礼运》）进行之道奈何？亦曰以同类意识为之枢而已。故曰：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，中国为一人，非臆之也。必知其情，辟于义，明于其利，达于其患，然后能为之。